擔任台灣省立新竹醫院院長期間,副院長和我私交很好,他大我九歲,平常下班之後,喜歡喝幾杯老酒,尤其是興致來了,特別喜歡和對方乾杯,偶而他也會不勝酒力,醉到走路不穩,需要別人攙扶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 記得有一回下午四點半左右,我正好搭電梯上樓,剛巧他也搭電梯上來,我發現他臉色蒼白,而且不斷冒冷汗,手扶牆壁,表情十分痛苦。當時我趕緊扶他到副院長的沙發上躺下來,幫他量血壓,這才發現他的血壓降到70/50毫米水銀柱,立刻將他送入加護病房觀察,住進加護病房時,發現他已經呈現休克狀態,而且心跳呈現嚴重的房室節緩脈,每分鐘大概只有四十下,於是住院醫師為他施打昇壓劑,阿拖平(Atropine),以及給予大量輸血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 當天晚上在台北剛好有個飯局,是宴請台大外科教授吃飯,所以省新大多數外科主治醫師都趕往參加,宴會剛開始進行時,我打電話回醫院詢問副座病情,腸胃科主治醫師向我回報,腹部超音波檢查發現腹腔中約有三千cc的出血,脾臟周圍有一個三.四百cc的血塊,情況非常危險,必須緊急開刀。起初他太太很猶豫,不肯答應開刀,後來我以機關首長的角色下達命令,並商請外科部主任立即趕回醫院,施行緊急手術。結果開刀下去,發現脾臟破裂,導致嚴重的胃出血,外科主任將脾臟切除,開刀過程還算順利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副座清醒之後,我們查問他最近是否有跌倒或撞擊,進而導致脾臟裂痕,引發內出血。副座終於承認二週之前在應酬結束回家的路上,跌落山溝之中,腹部有挫傷之病史。手術算是成功,但很不幸地傷口又遭到細菌感染,形成腐爛性管,每天外科醫師細心地進行清創換藥,歷經了兩個多月,傷口才逐漸癒合。當時我幾乎是每天早上八點到病房去探視他,為他加油打氣,從此以後我倆成為莫逆之交,雖然他長我九歲,但是大家朝夕相處,也培養了革命道義的情感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一九九七年六月,我遭逢重大變故,辭掉院長職位,賦閒在家,當時我無法出國赴美,繼續參加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衛生學院的培訓計劃。副座和他的夫人還把我一年前留在美國的行李及書籍,打包拎回台灣,夫妻倆人專程到我家來探望我,並且歸還我寄放在美國宿舍的大皮箱,讓我深深感受到患難兄弟之間的情誼。
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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